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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目:温儒敏:《围城》的三层意蕴

北京大学教授、统编语文教科书总主编温儒敏先生

《围城》的三层意蕴

文 | 温儒敏

钱锺书的《围城》是意蕴丰盛的长篇小说。其所显示的生涯内在,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思索及其怪异修建的“艺术天下”,并不是读者所能一目了然的,需要频频琢磨,深入体味。近十年来,我先后读过多遍《围城》,险些每读一遍都有新的体验与发现。这部小说基本接纳了写实的手法,总体结构却又是象征的,是很有“现代派”味道的寓意小说。其丰盛的意蕴,须用“剥竹笋”的读法,一层一层深入探讨。我看最少有这么三个层面。

第一层,是对照浮面的,如该书序言中所说,是“写现代中国某一部门社会,某一类人物”。详细讲,就是匹敌战时期古老中国城乡世态世相的形貌,包罗对内地农村原始、落伍、闭塞状态的展现,对教育界、知识界溃烂征象的取笑。

小说写方鸿渐、孙柔嘉等赴内地求职时远程旅行所见,有点类似欧洲的“落难汉”体小说的写法,以人物的遭遇体验为线索,将闭塞州里中种种肮脏腌臜都“倒弄”出来。其如“欧亚大旅社”的“蚤虱大会”,鹰潭小饭馆卖的风干肉上载蠕载袅的虫蛆,等等,以嘲弄的笔触勾勒种种民俗世俗,给人的印象真深。这些形貌,并非猎奇,自然也都映现着那时的社会情状。

小说还用较多的篇幅写“三闾大学”的乌烟瘴气。校政府不择手段争官弄权,教职员拉帮结派钩心斗角,鸿渐在乱麻一团的恩怨纠葛中左右不是,疲劳不堪。这简直不是什么学校,而是一口龊龌的“大酱缸”。这些形貌也带揭破性,从教育界溃流的脓血来看社会的痈疽。

睁开全文

电视剧《围城》剧照

《围城》用大量的文字客观而刻薄地展现出种种貌寝的世态世相,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到40年月中国社会生涯的某些落伍景致与沉滞的气氛。这个形貌层面可称为“生涯形貌层面”。以往一些对于《围城》的谈论,多数着眼于这一层面,一定这部小说“反映”了特准时期社会生涯矛盾,具有“熟悉”历史的价值。因而有的谈论以为,《围城》的基本主题就是展现抗战时期教育界的腐朽,批判站在时代大潮之外的知识分子的空虚、苦闷。这样归纳主题不能说错,由于《围城》的“生涯形貌层面”简直带揭破性,有相当的认知价值;但这种“归纳”事实又照样肤浅的,只触及小说意蕴的第一层面。

若是不知足于运用“通过什么反映什么”这个浅易却往往浮面的指斥模式,而更深入思索作品“反映”的器械是否有作家怪异的“视点”,这就更深一步挖掘到《围城》的第二个意蕴层面,即“文化反省层面”。

《围城》是从“反英雄”角度写知识分子主人公的,其“视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同类题材作品中显示出怪异征:不只是揭破“新儒林”的弱点,或寻找知识者的蹊径,而妄想以写“新儒林”来对中国传统文化举行反省。作者的着眼点在于传统文化的批判,而且并非像“五四”以来许多作家所已经做过的那样,通过描绘旧式知识分子的形象去完成这种反省、批判,而是从“最新式”的文人,也就是主要通过对一批留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去实现这种反省与批判。

电视剧《围城》中陈道明饰演的方鸿渐

不妨对主人公做些重点剖析。方鸿渐这个“新儒林”中的代表人物,在现代文学“凌烟阁”中占有特殊的位置。他那懦弱无能的品性,有点类似《北京人》中的善良“废物”曾文清,某些方面又和《家》中的“老好人”觉新近似;但钱锺书又比巴金或曹禺“理性”得多,对方鸿渐身上那些传统文化劣根的习染的批判也就凌厉断然得多,险些不带什么惋惜。小说显示的方鸿渐面临恋爱婚姻问题时的那种优柔寡断,对于事业和人生的软弱被动和缺少进取,稀奇是已经成为他心理特征的庸懒虚浮、苟且偷生,打骨子里就是传统文化中的惰性所铸成的品质。方鸿渐虽然留过洋,在生涯某些方式上和名分上很“新”,内里却又很“旧”,也可以说是“新旧杂拌”,“旧”的因素起主要作用。这是个充满矛盾的角色。

电视剧《围城》剧照

小说写他一次又一次遭受生涯的挫折,永远那样苦恼,那样没前途,这固然有时代社会方面的泉源,但小说更着力显示于人们的,是他那种懦弱性格的文化根因。方鸿渐对于封建秩序已经感应绝望,这从小说所写的方与其怙恃、岳怙恃的精神冲突中可以看到;但他对传统文化中的衰腐性另有许多依恋,或者说,传统文化铸就的他那种庸懒无能的性格,注定他只能当一个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位置,也不能能实现自己的价值的“多余的人”。小说写他这种本质上的“旧”势必对外来文化,对富于竞争进取的现代精神,发生一种本能的抵制。方鸿渐只管在外洋待了多年,追求的仍是封建纨绔子弟的庸懒的生涯,顶多加上一些洋味的玩世荒唐的手段。小说以这样一个已经为传统文化衰腐性所销蚀掉活力的“生命的空壳”作为主人公,而这个“空壳”的外表居然又涂抹上许多洋味的时髦的色彩,其立意是很深的:读者也许会在中外文明的碰撞中来思索这样一位矛盾的角色,从而引发对传统文化深刻的反思。

方鸿渐事实是新旧友替时代的产物。《围城》既要对传统文化反省,就不能伶仃地写方鸿渐的运气,而必须同时展现他所处的特定的环境。在谁人“新儒林”的天下里,历史上文人常引为自满的种种传统美德,诸如考究气节、感时忧国等一切不见了,剩下的只有卑琐、庸俗、虚伪,全是传统文化的劣根在半殖民地土壤上新结出来的恶果。钱锺书着重剖解这诸多精神恶果的一种——“崇洋”。

若是一个民族有较为健全的心态,自然会起劲追求与新进的天下文明对话,从外国先进的履历中学习。但背着繁重的历史肩负近百年来又屡遭屈辱的老大中华,忧伤形成这种健全进取的社会意态,在与天下文明接触的历程中,就容易发生一种自卑的“崇洋”心态。《围城》对“新儒林”中“崇洋”心态的描绘与取笑,是异常辛辣的。读过此书的人也许都不会遗忘谁人为了显示“醒目西学”,竟伪称自己俄国妻子为“美国小姐”的假博士韩学愈(名字都是“崇古”的);靠骗取外国名人通讯而充当“天下着名哲学家”的江湖骗子褚慎明;另有谁人训起话来平均每分钟一句半“兄弟在英国的时刻”的部视学;等等。这些人物以“崇洋”来装阔的心理,与鲁迅笔下的阿Q是相通的。小说外面上是取笑这些“崇洋”的心理行为,现实上却又照样在挖传统文明的劣根。

电视剧《围城》中吕丽萍饰演的孙柔嘉(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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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固然更不会忽视女主角孙柔嘉。对于方鸿渐来说,她是直接左右其生涯蹊径的主要人物。作品一最先写她是那样柔弱、无邪、温顺,“怕生得一句话也不敢讲”,真有一点某些西方人所艳羡的所谓“东方女性美”;可是与方鸿渐娶亲以后,逐步就磨炼成了另一副脾性面貌,变得专横、善妒、自私、刻薄,变着法子想若何掌握家政、制服男子。孙柔嘉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式女子,可也照样摆不脱传统文化约束,有许多旧式女子的弱点。孙柔嘉也是一个“非英雄”,并非坏人,作者不外是把她作为“新儒林”中的那类旧的因袭繁重的女性来写的。小说写孙柔嘉性格的转变,也照样为了挖掘她身上所蕴藏并起基本作用的传统文化的劣根。

这些五花八门的世态世相组成“新儒林”的生涯图景。“新儒林”中各色人物,实在都是古老文化受外来文明袭击而行将崩析历史的产物,是半殖民地文化土层上孽生起来的特殊的人群。

《围城》试图以对“新式”知识分子(稀奇是留学生群)的心态描绘,来对传统文化举行反省,这正是作品的深刻性所在。“五四”以来新小说写知识分子的许多,但《围城》无论角度照样立意都与一样平常新小说差异。在“五四”时期,新小说多显示知识者对新生的追求,人性主义旌旗下所高唱的是个性解放的赞歌。这些作品的主人公不再是儒雅文弱的传统文人,他们在气质上往往都有一种青春期的热情,所展示的姿态也险些就是反传统的“英雄”。30年月,“革命文学”中的知识者更是浮躁凌厉的“斗士”,只管“政治化”使这些“英雄”的个性一样平常都显得空匮。到40年月,稀奇是抗战胜利之后,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的“英雄”色彩就淡多了,作家们最先对照镇定地回首与探索他们所走的蹊径,作品普遍弥漫一种历史的繁重感。《围城》是40年月这种小说创作民俗中形成的凝重深刻的一部。它不止于探索知识者的蹊径,而要更深入去反省知识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得失,或者说,通过知识者这一特殊的角度,从文化条理去把捉民族的精神危急。《围城》内里有的是机智的取笑,而这些取笑所引起的辣痛,无不牵动着读者的神经,逼使他们去思索、去寻找传统文化的弊病。在《阿Q正传》之后,像《围城》这样有深刻的文化反省意识的长篇小说并不多见。

那么,这部长篇为什么要以“围城”为题呢?读完这部小说,从这题旨入手频频琢磨作者的立意,我们也许就能越过上述二个层面的意蕴,进一步发现小说更深藏的寄义——对人生、对现代人运气富于哲理性的思索,这就是作为作品第三层面的“哲理思索意蕴”。

《围城》的情节既不浪漫,也没有什么惊险刺激的排场,甚至可以说有点噜苏,并不像同时代其他长篇小说那样吸引人。这部小说的真正魅力似乎主要不在阅读历程,而在读完整本之后才气让人完全体会到。读完全书,再将主人公方鸿渐所有的履历简化一下,那无非就是,他不停地渴求冲出“围城”,然而冲出之后又总是落入另一座“围城”,就这样:出城,即是又进城;再出城,又再进城……永无止境。

回国的邮船与世阻隔,人人百无聊赖,自然犹如“围城”,对方鸿渐来说,到了上海就应该是走出了邮船这个“围城”,可是战时的上海现实上是另一座“围城”;方鸿渐到上海之后失业无着,恋爱又碰钉子,这境况更犹如“围城”,因此他才不惜千辛万苦到内地,希望走出“围城”;内地“三闾大学”并不如他所设想的那样好,那里的勾心斗角的环境又使他重陷“围城”,于是他又渴求回上海,以脱节“三闾大学”这座“围城”;重回上海后生涯愈是困窘,方鸿渐又设计再次冲出上海这座“围城”去重庆……小说竣事了,读者并不知道方鸿渐厥后的情形,但依其生涯的逻辑可以推见,他又进入另一座“围城”,而且他可能永远也脱节不了“城”之困。

综观这部长篇的结构,若是要“归纳”出主人公的基本行动的“语法”,那就是:

方鸿渐的行为=进城→出城→进城→出城……

这就是说,方鸿渐永远都不循分,永远都不知足,因而永远都苦恼,由于他总想脱节逆境,却四处都是逆境,人生旅途中无处不是“围城”。

电视剧《围城》剧照

这一切对于这位懦弱的主人公来说,似乎始终是不自觉的,他完全处于一种盲目的状态,险些是受某种本能的支配,或者更应该说,受“运气”的支配,永远在追求走出“围城”,而事实上却是不停地从一座“围城”,进入另一座“围城”。这进收支出,是盲目的行为,而且终究都是“无用功”。

《围城》为什么要放置这样一个近似无聊的结构呢?

作总体剖析,这结构带总体象征意味,寄寓着作者对人生更深的哲学思索,归纳综合起来就是:人生四处是“围城”。作品象征地示意于读者:“城”外的人(局外人)总想冲进去,“城”里的人又总想逃出来,冲进逃出,永无止境。逾越一点儿来看,无论冲进、逃出,都是无谓的,人生终究不能能到达自己原来的意愿,往往是你要的得不到,获得的又终非你所要的。人生就是这么一个可怜的“寻梦”的历程。

这种读完整部《围城》后融会到的结论,是否相符创作现实呢?细品本文,会发现这确实就是作者的意图,一种深入的哲理的思索。这是深藏于小说底层的“语码”,若是没有找到这“语码”,就不能说已经读懂了《围城》。

实在钱锺书似乎也有点怕读者忽视了小说的“语码”,不明白其象征的寓意,以是多次借小说人物之口来点破这一“隐秘”。

《围城》第三章写方鸿渐和同伙们聚会用饭,其中江湖骗子式的“学者”褚慎明在饭桌上大谈婚姻“哲学”,他引用一句英国古话说:

娶亲似乎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以是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下场。

另一位同伙也弥补说:

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外,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égé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这些都是一语道破之笔,将《围城》的整体象征寄义“点”醒了。值得注重的是,当江湖骗子褚慎明等人在大谈“鸟笼”、“围城”,似乎都对人生哲学有苏醒体会时,唯独方鸿渐“给酒摆布得失掉自制力”,“以为尚有一个自己脱离了身子在语言”。仔细的读者会注重到,作者这样写“新儒林”各式人物的“醒”、“醉”状态,也别有一番深意:这示意着方鸿渐始终处在一种“无知”的状态,被运气所播弄的人是这样地盲目。若是读者真正读懂了这部小说对于人生哲理的思索,“悟”出了作者所妄想显示的现代人日益失去主宰自我的自制力后的落寞感、伶仃感,那么就能强烈感受到作者所具有的特殊的反讽气力。

从《围城》第三层面的意蕴,也就是“哲理思索层面”来看,这部小说已经蕴含着类似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普遍泛起的那种人生感受或宇宙意识,那种莫名的失望感与伶仃感,真有点识破红尘的味道。在40年月的中国文坛泛起这样的作品,生怕也可以说是透露着战后社会意态的一个侧面。这种有逾越感的命题,在同时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显示得突出而充实,但在中国文学中却为凤毛麟角。四五十年月的中国读者险些忽略了《围城》的“哲理思索层面”的意蕴,人们那时事实热衷于执着现实的作品。

直到当今,我们才越来越体会到《围城》特有的艺术魅力。这魅力不光在趣话珠联的语言运用,甚至也不光在对世态世相谐谑深到的勾画,更在其多层意蕴的象征结构以及对人生社会的玄想深思。

《围城》是一个既现实又奇妙的艺术王国,只要进入这片领土,无论接触到哪一层意蕴,总会有所得益,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

*本文选自温儒敏教授《为精神界之战士者何在——现代文学研究自选集》一书,人民文学出书社2021年版。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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